物化批评起源于卢卡奇，把技术批评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后来发展为第一代理论家的技术理性批评，最后演变为对工业文明的悲观批评。此后，哈贝马斯和霍耐特试图拯救物化批评，并从不同角度重构物化批评的主体间性，从而转向技术的政治伦理维度。哈贝马斯主张物化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但并不否认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系统的社会整合功能。霍耐特将技术简化为公众参与政治或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因素，这进一步削弱了对科学技术本身的批评。芬伯格认为，与霍耐特的承认的遗忘相比，理性结构对生命的压迫是一种更大的社会病理。因此，他希望借助激进的技术民主化来实现技术变革，从而克服物化，实现人类解放。社会批判理论家技术批评的政治和伦理转向从根本上抛弃了全面革命的理念。